文 / 李嘉华

 在当下中国对未来20年经济改革蓝图的设计方略中，有一个问题是不应该回避的，就是人口。人口是影响任何一个大国命运的一个关键要素。目前，在人口政策抉择上，中国的顶层设计无疑是模糊、困惑、迟疑和纠结的，但如果能把目光放置在历史长河中，从过去发现一些端倪，并窥测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再来审视、处理现在与未来的人口问题，则非常清晰。

历史：人口荣枯左右国运兴衰

自三皇五帝以来的几千年时间里，人口一直是统治阶级非常关注的核心问题。在那些蛮荒、暴力及冷兵器年代，人口数量几乎就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很多时候，征伐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人口与财富。中国历朝历代的一项惯用经济政策即是鼓励与支持人口生育。

读中国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地理志、实录、户籍中有关人口的记载数据，并结合近现代人口学家对户口、土地、田赋的一些研究统计著作，我绘制了一张“中国历代官方统计人口与GDP占世界比重对照图”，并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人口荣枯左右国运兴衰。在历史上，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大的时候，往往是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也比较大的时候，史上公认的繁荣盛世——汉、唐、宋、明、清及当代中国莫不如此；而比较大的乱世——春秋战国、三国两晋、五代十国、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及清末民国，人口均锐减，国运都衰败，外敌常入侵。中国历代GDP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主要依靠人口数量增加，不是人口蕴含的更多更高质量的消费需求。

第二，人口数量受制于生育政策和生养成本。历朝历代，人们生养孩子是一种经济活动，不是房事带来的意外，是基于经济抉择的行为结果。中国第一次人口暴涨是清代乾隆至道光的100年间，取消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人口负担的税负转入田土，使多生养人口成本更低，养老更有保障，刺激了人口的暴涨，全国人口由不到1亿迅速超过4亿；第二次暴涨是中共建国后的30年间，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票证制，实行按人口分配，家庭人口多可多分配物质，刺激了人口暴涨，全国人口由4.7亿迅速增长到10.3亿，当发现无法应对人口增多所必需的物质时，就不得不限制国民生育，回归市场经济。

第三，对人口过度荣或枯的修正需要漫长的时间。历代人口荣枯曲线表明，不管是动乱、限制政策还是自然因素，任何一次对人口过度荣或枯的修正需要上100年甚至更长时间。

第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穷人变富人，民富则国富，民穷则国穷。每一次人口暴增后所带来的基本刚需，本来使经济具有本能的发展冲动，但经济却长期处于低潮阶段，这种人口趋势与经济趋势相背离的罪魁祸首，是战乱、动乱、技术落后所导致的人口低消费需求，不断破坏和制约着经济的繁荣发展。1978年后邓先生提出，通过改革开放让饱受贫困之苦的老百姓达到“先富”及“共富”，庞大的人口由穷人变富人的过程，就是市场需求总量快速提升与国运快速昌盛的过程。

中国历代官方统计人口与GDP占世界比重对照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历史数据计算绘制）

其实,读中国史获得的这些规律与结论，在世界其他经济大国的历史进程中被得到反复验证。大国兴衰和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多数大国因人口增长而迅速兴起：

美国崛起的首要因素是拥有足够数量和高素质的人口，从1700年北美殖民地的25万到如今美国人口超过3亿，30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了1200多倍，故从这个角度估计，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1500年的英国人口为400万，现在英裔人口有2.15亿，增加了54倍，在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与其人口增长快、年轻、活力足分不开；二战后的日本经济神话同样是由人口增长所推动的。　　

现在，世界上鼓励生育的国家很多，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英国等等，除俄罗斯外，这些国家都不是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密度都超过中国，尤其是日本，面积与云南省差不多，竟然还鼓励生育，皆缘于日本人认识到，日本经济持续衰退的最根本原因是老龄化后果：劳动力减少、社会负担不断加重、低成本竞争优势丧失。

现在：中国人口的怕与爱

历史从来是面镜子，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点滴，都可以在这条长河里看见它曾经的倒影。读史可以鉴今，以历史反观现在，中国对人口问题是既怕又爱。

爱的是，曾经因难解温饱问题而忧心了几十年的十几亿人口负担，现在已经转变为庞大的人口红利；有强大购买力的十几亿消费者群及其具乘数效应的各种需求，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动力源，让世界各国艳羡不已；在世界各地，曾经受人歧视的贫穷的中国人，变成了受人青睐与翘首期待的、出手阔绰的黄皮肤“富人”，中国旅行团成为世界商旅机构纷纷争抢的优质人群；国内庞大的存量与增量经济市场，使中国在国际外交上拥有更多可打的经济牌；中国经济管理部门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面对总量不足而愁眉苦脸。一句话，大总量的根源为人口所赐，它解决和包容了中国社会的多数问题。

而怕的是：

其一，中国即将减弱的人口和劳动力优势。50后、60后及70后前半段出生的大批农村剩余民工，曾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庞大劳动力市场和低工资水平；“计划生育”后出生的“70后”、“80后”独生子女，使中国劳动力局部短缺的局面初步显现，“民工荒”日益加剧；随着“90后”、“00后”独生子女的长大，中国“农民工”阶层将彻底消亡，新型工业化所需的人口数量和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这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整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15-60岁）比例已下降至69%，这对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构成巨大威胁。与人口依然年轻的美国和有后发优势的印度及非洲相比，中国正在逐步丧失人口红利优势。

中国2010年人口年龄分布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

其二，中国快速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规模大，2030年代人口老龄化达到高峰，3个在职人养1个退休人，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变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养老、医疗等固定支出，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费用负担。相对美国和日本，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工业化和现代化，未富先老，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三，中国不敢立马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担心出现历史上第三次人口过度膨胀和又一次巨大的人口压力，以当前的经济实力、环境资源、科技水平及新型工业化，无法吸纳过多的人口，也不可能大量向海外转移，可能会再次掉进“贫困陷阱”，并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和社会风险。

所以，现在中国发现，人口是资源，是红利，也是压力。正因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期，中国对人口问题的抉择进入了一个纠结期——模糊、困惑、迟疑，对人口的数量控制政策犹豫不决。

未来：不得不变的人口国策

读史，同样可以窥探未来。

经济依赖于消费，消费依赖于人口，尽管未来不像古代，经济繁荣唯一依赖人口，但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更合理的办法让经济保持长期繁荣与发展。科技的进步若失去人口大需求的依托，将变得没有意义和动力。

所以，从历史的长度看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国将不得不改变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其目标是，既要防止出现人口膨胀灾难，又要避免人口过度老化，始终保持适度人口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供红利是最佳的，故作出下面这些改变将是必要的：

一是立即延长养老金缴费年限3-5年。并坚持养老保险缴纳“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制度原则，将基本养老金待遇与缴费长短及多少直接挂钩，将目前的多轨制整合成一轨制，从而对参保人员形成激励机制，能够部分增加养老保险金缴费总量，对个人影响却不大。

二是可以在5年内，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将男职工由60岁调为65岁，女职工由50岁调为55岁，女干部由55岁调为60岁。这既能增加一些存量劳动力，又可增加养老保险总缴费额，也不新增人口总数。至于其对年轻人就业的负影响，需辩证地看，现在及未来社会，最需要的是那些具有高素质、多经验和身体健康尚可的劳动力，而55-65岁的人们正好都符合这些要求，相反，15-30岁的劳动力还恰巧不太满足这些。过早地退休，其实是对那些优质劳动力的浪费与闲置，对整个社会发展不利。

三是可以在5-10年内，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改为全面二胎政策。这可实现未来年轻人口的适度新增，逐步调整人口老龄化结构，且结构人口得中科技精英、知识精英、资本精英等）少，是一种理想的人口基于城市生养成本压力和当今育龄夫妻素质的普遍提高，为维持家庭生活质量不下降，当一胎为男孩，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普遍会放弃生育二胎，即使前两胎均为女孩，也普遍会放弃生育三胎（有的高收入家庭除外），不用担心人口再次膨胀。

四是可以在20年后，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50多年后，中国总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已被抑制，人口结构发生了翻转，现在50岁以上的人口届时全部到了65岁以上，数量不少于3亿。另外，同样基于生养成本和育龄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即使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政策，每个家庭生育数量虽不等，但80%以上的家庭不会轻易生育多胎。这时，中国人口会自动恢复到一个自然代谢状态，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生育状态。

五是不断完善移民政策。向美国人学习，主要吸引高产能的人口进入中国，如科技精英、企业精英、知识精英、资本精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