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刚刚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再次跌入低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26个行业当中竟有22个深陷过剩危机，比较严重的如钢铁、重型制造、航运、光伏、铝业、水泥、玻璃、煤化工、风电等产业，几乎都面临全行业亏损。
这种大面积发生的普遍性产业衰退，自然形成了市场“负向共振效应”，在市场传导机制作用下，引发本次中国经济的“大落”。
周期性起落是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非常有趣而独特的现象。中共建政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10次 “大起大落”，其波动的顶点分别是1953、1958、1964/1965、1970、1978、1984/1985、1988、1993/1994、2007、2010，低谷分别是1957、1961、1967、1976、1981、1986、1990、1999、2009、现在。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尽管官方非常注意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但与全球经济相对温和的波动相比，其波动幅度要大很多，波动频次也要剧烈得多，使得经济管理部门常年处于“救火”状态，疲于奔命。
政府介入，矫枉过正
经济起落首先来自于正常的市场波动。我们作为市场参与者，本身并非完全能够做到理性行事；就算每个市场参与者都能保持理性，但个体理性不一定带来整体理性。大家都偏爱繁荣，故繁荣的时候，个体进一步推高繁荣无疑是理性的，然而当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时候，经济发展会达到极限（资源限制）而导致衰退。同时，人人又都讨厌萧条，所以经济萧条时，个体捂紧钱袋子不轻易消费（攒钱）、企业收缩投资（控制风险）、银行惜贷（减少流动性）都是理性的，但这样将会使衰退更加严重。
正是这些效应的作用导致了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周期性波动，当市场机制因其与生俱来的局限与缺陷，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就产生了所谓的“市场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适度干预、引导与调控。
然而，恰恰是政府的介入，加大了经济的振荡。比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为防止中国经济严重下滑和顺利实现“保八”目标，中央政府先是出台了“扩内需、保增长”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随后，连续出台了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船舶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物流业、有色金属业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央和地方的投资政策、刺激计划及项目汇聚叠加，迅速形成市场共振效应，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急剧升温，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复苏奇迹。
多项政策密集出台叠加，或者多个主体一致性行动的叠加，均会产生放大振幅的作用，取得比预期要大得多的效果。这种市场共振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在促使经济复苏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非常明显。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实施两年后，国内即出现了大面积的产能严重过剩。
以汽车业为例，政府的振兴规划本来目标是实现“汽车产销稳定增长，2009年汽车产销量力争超过1000万辆，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实施结果却是，2009年汽车总销量超过1300万辆，同比增长46.15%；2010年突破1800万辆，同比增长32.37%；2011年1850.51万辆，同比增长2.5％；2012年汽车总销量1930.64万辆，同比增长4.33%。
国家的政策刺激对车市止跌回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如此高增长的汽车消费同样不正常。当政府的干预措施不能实现或超出了预期的调节作用时，就形成了“政府失灵”，在某些条件下，其后果往往比“市场失灵”更糟糕。
很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适度去规模化、去产能化等一系列问题，再次摆在经济管理部门的面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就像汽车高速行驶会出现转向过度一样，政府介入经济，也会矫枉过正，往往加大了市场正向或负向的振动幅度，导致中国经济“大起大落”。
共振效应放大经济波动
何以致此？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政策本身并不具备调节能力，仍需要借助市场机制来发挥调节作用，市场本身才是最基础的调节力量，政府永远都替代不了它。
真正调节经济的是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当商品短缺、供小于求的时候，产生竞买机制，价格必定上涨，增大了利润空间，各种生产要素就会自动流向该商品生产领域，改变原来的供求关系，促使经济“增长”。反之，商品过剩、供大于求，产生竞卖机制，价格必定下降，利润减少甚至亏损，各种生产要素又会自动流向其它盈利领域流动，导致经济“回落”。
在供求关系、利润原则和竞争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每个商品价格的波动都有一定的周期、频率和振幅。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它们的波动频率都是不一样的，这时，社会经济运行虽然有起有伏，但整体上表现平稳。而政府干预经济，把“有形之手”的力量施加在“无形之手”上面，则有可能导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波动的频率接近或一致，即出现齐涨齐跌，产生市场调节的共振效应，从而形成大起大落，对社会经济带来重大冲击。
以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为例，房价上涨时，不但地产、钢材、水泥、玻璃、铝合金等关联产业同步上涨，社会资源和银行资金不断向这些领域集聚，带动金融服务、交通物流、信息、餐饮等第三产业一片繁荣。反之，当房价暴跌，就会导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和市场流动性不足，大批商品卖不出去、企业大面积关停、人员大量失业，银行呆坏账急剧增加并伴发金融风险，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一片衰退与萧条。在这里，政府过度干预从而放大并加剧经济共振的作用显而易见。
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点
既然是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制造了共振现象，那么，两者应该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市场经济诞生至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现了三种理论与模式：
一是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理论和崇尚“自由市场”的小政府取向。认为只要给予经济活动完全的自由，经济活动就会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和支配；政府职能的基本价值标准，仅限于做一个好的“守夜人”。该理论支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100多年，直到19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
二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崇尚“政府能量”的大政府取向。主张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通过有意识的国家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指导社会消费倾向，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和社会总就业水平，实现国家对公共经济活动的宏观指导和健康发展。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欧美国家经济政策的共同选择，直到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局面后，才逐渐被新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取向所取代。
三是新自由主义和有限政府取向。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原理是正确的，只有市场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政府的缺陷源自担任政府公职者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有追求私利的本性，因此，“政府失灵”不可避免。政府解决市场缺陷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是明晰产权，而不是进行政府干预。
目前，学术界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争论还在继续，但经过以上历史反复，总的来说，市场作用是最基础的，不可动摇，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与政府对市场的合理干预之间的平衡点上——政府干预一方面要为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失效时应及时、适度而不过度地进行调节。
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现象是大众心理的外化，政府需要回应大众心理，切不可轻举妄动。尤其是大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应更加小心谨慎，不能反复折腾。政府干预的目的是弥补自由经济体系中市场“失效”或“无效”的部分，可以多动用税收、货币等经济手段，从各方面进行信息引导，尽量不使用审批、管制和财政等行政管理手段，干扰产业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才能使经济更加平稳地运行。
（原载：香港《凤凰周刊》2013年第30期，2013年10月25日）
配图：
世界、美国、中国1971-2012年GDP增长率对比（2005年不变价）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数据库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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